在人們總結天國興亡的教訓時，無一不把內訌作為首要因素。

天京事變是由于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尤其是洪秀全、楊秀清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矛盾激化而產生的悲劇。

太平天國核心領導層內部因教權與政權的分離與交叉，本來就潛伏著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矛盾，但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可以維系著團結和諧的關系，一旦環境變更則發展為水火之間的關系。

李秀成痛楚和深刻地總結了天國滅亡的「十誤」 ，天京事變被列為「至大」失誤。孫中山也認為爭奪皇權為契機的內訌，是這次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

天京事變對太平天國的惡劣影響是多層面的，也是深遠的，必須展開縱向和橫向的深入考察，理性地探討和分析內訌遺留給太平天國的嚴重創痕和慢性隱患，有助于加深對這場農民運動衰微原因的認識。

1、人才大量流失的嚴重后果

從表象層次看，內訌的直接后果是天國高中級骨干的大量喪失。

楊秀清、韋昌輝、秦日綱三王死于事變，石達開遠征他方，胡以晃病逝江西臨江，原來首義諸王只剩下洪秀全孤家寡人。

以陳承瑢為首的大批首義將士幾經屠戮，幸存者已屬寥落，其中善于治國治軍者更為凋零。

天國出現了人才危機，喪生的高中級干部缺乏嚴格詮選之后的遞補。

原來的東王、北王、翼王諸殿高級幕僚輔佐都隨著內訌分裂退出天國政治舞台，集團勢力暫時消失了，洪秀全收回了決策權力，定于一尊的天王專制體制終于建立。

但軍政機器的運作需要具有一定管理和指揮能力的官員，首先是綜理朝政的決策和實行班底，其次是天朝各部門的行政官員。

從戰略指揮上考察，原來楊秀清統一指揮，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主持各戰區軍事的運作體系已經不復存在。內訌期間，除了石達開一度整合全局指揮以外，天國的戰略一直處于分裂與混亂狀態。

2、洪秀全面臨的戰略絕境

洪秀全登基以來，一直被楊秀清排斥于軍政籌措決策之外，只能按照楊的意圖下詔批準，很多事務則由東王誥諭規定奉行。

因此，天王的軍政決策能力缺少訓練和提高的機會，他只得沉湎于宗教，發展了自己的唯心思辨能力，而復雜多元的軍政事務需要冷靜縝密的調查分析，這與洪秀全的神學思辨方式大相徑庭。

同時，他也嚴重缺乏治理軍政的感性經驗，雖然聲稱自己要主和軍師一身二任，建立一元化的領導體制，但未免眼高手低。

石達開出走，洪秀全就手忙腳亂，不堪應付突然事變，軍國重任無人可恃，只得屢詔翼王返京輔政。

遭到拒絕后，中樞遂由蒙得恩等天王近臣和親信執掌，雖然軟弱馴服，唯洪秀全意志是從，但毫無威望，無力駕馭地方實力派。

洪秀全消除了皇權挑戰者，卻造成外重內輕的局面。更嚴重的是，洪仁發、洪仁達趁機干涉和控制中樞權力，導致朝政的日趨腐敗，引起了陳玉成、李秀成等的強烈不滿，出現了新的權力沖突。

直到太平天國滅亡，盡管有洪仁玕這樣的杰出人才總理軍政，也無法改變中樞軟弱無力的狀態。

關鍵原因在于中央人才的喪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執政群體，相反，地方人才損失不太嚴重，涌現出一批新的將帥，支撐著后期天國大局，但也不時與中央分庭抗禮，影響和制約著中樞決策。

這種弱干強枝的態勢恰恰阻礙洪秀全整合天國的意愿，使天國隱藏著新的分裂危機。

再說，大批老將士的喪失嚴重削弱了太平軍的骨干力量。這批久經征戰的精銳深受戰爭的考驗，具有較高的覺悟和自覺的紀律性，在太平軍中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是天國的可貴財富，對太平軍的戰斗力和素質產生積極的影響。

他們被屠戮或分裂使太平軍的素質下降，將帥們大力擴軍，卻忽視質量，尤其是中級軍官嚴重缺乏，只得盲目提升，未免失之濫擢，影響了部隊的整訓教育。

前期太平軍那種嚴格的紀律、頑強的戰斗精神漸至松弛，必然導致總體戰斗力的弱化，這與老將士的損折不能不存在某種聯系。

3、太平天國的戰略退卻

天京事變導致了太平天國的戰略退卻。

楊秀清、韋昌輝內訌后，第一次退卻開始，丟掉了湖北（含武漢）、皖南腹地（含寧國）；石達開分裂后，又開始第二次退卻，上游丟掉江西（含九江），湘軍兵鋒直指皖北，下游失去溧水、句容、鎮江、瓜洲，天京再次陷入清軍包圍。

太平天國處在空前危急之中。

退卻原因在于內訌使領袖們把反清武裝斗爭置于集團權力斗爭之下，諸王分裂火并引起戰略指揮整合體系的破壞。

誅楊后，石達開指揮上游，秦日綱遙控下游，二人不相為謀，洪秀全、韋昌輝都不能發揮調節的指揮機制。

同時，即使在上下游，各地佐將自有派系歸屬，石達開、秦日綱也不能完全駕馭。湖北韋俊、皖北陳玉成、皖南與江西洪春元等不愿服從石達開調遣，他們與朝中集團有緊密聯系。

石達開出走拉隊伍，不少將士不愿附隨即是明證。下游句容、溧水翼殿將士在翼王出走后，紛紛自行潰散，加速了二城的陷落。

可見，內訌以后，將士心力不齊，將領各懷已圖，在諸王的爭斗之中觀望徘徊，難卜前途，嚴重干擾了戰爭進程。

韋俊在誅韋昌輝后立即撤出武漢，放棄湖北，雖出自朝廷首肯，但他已無斗志應是重要原因。

于是，在清軍乘內江實施全面戰略進攻時，各戰場將帥只能相機獨立運籌御敵，保衛疆土。

戰略上失去整合全局的機制，將帥之間的聯合協調轉趨薄弱，越益依賴于彼此間人際關系。

由于各戰場的相對獨立，將領自募士卒，自籌糧餉，自行征稅，各方割據勢力因此衍生，戰略整合機制更難運作，終致貽誤總體戰局的健康發展。

4、外重內輕局面的形成

內訌之后的強枝弱干局面加劇了戰略上的分散主義，全軍失去了強有力的中樞控制，調兵遣將必須由洪秀全親自出面，有時競屢頒嚴詔，才能湊成機動兵團，而由于山頭林立，派系沖突，在會戰中也不易整合劃一，同步進退。

政治上的分裂與戰略上的分散主義交叉感染，是天國后期腐敗的重要表征，天京事變則是它的肇端。

起義之初，拜上帝教的幾位首領人物，維系著兄弟之誼，團結戰斗。他們奉皇上帝為天父，尊耶穌為長兄，洪秀全為二兄，馮云山為三兄，楊秀清為四兄，韋昌輝為五兄， 「天父之子，耶穌一子，天賊第二子，南賊第三子，東賊第四子，北賊為第五子」，當時對敵斗爭的環境險惡，生活艱苦， 「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衰食必懼，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計便行。

1848年三月，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從而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同年九月，蕭朝貴則假托天兄耶穌下凡從而取得了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楊、蕭的舉措，沉量地打擊了當地的拜上帝教內部的各種「邪神」、「妖魔」，安定了人心，穩住了局勢。

但由此，楊、蕭以天父天兄名義，實際上獲得了拜上帝教眾統帥的優越地位。天父天兄與天王三人的地位是，「天上系天父天兄，地下系三星兄」。

產生了微妙復雜的關系，但三位通天人物彼此顧全大局，謹慎行事，相互信賴支持，所以相處是團結和諧。

事變前，楊秀清總攬權力，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并無地盤，經常被東王調遣各處督師，雖有自已的集團，但并不明顯，對中央根本不能構成分裂的實力基礎。

例如，石達開就承擔多處戰區指揮的重任：

經略皖北；主持天京防務；增援上游，指揮西征軍事；再調回參加天京會戰，擊遺江南大營，又旋赴上游援鄂。

韋昌輝一直在楊秀清直接領導下，主持天京防務；一度被石達開取代，組織天京江防，當石達開增援上游后，再度主持天京戰區軍事；一破江南大營后被遣往江西督師，接管翼殿將士的指揮權。

秦日綱、胡以晃、賴漢英等高級統帥，都沒有固定的地盤和始終隸屬于自己的軍隊。

連駐守鎮江多時的羅大綱也在1854年冬被抽調赴上游增援。

李秀成在自述經歷時，他就曾守御天京，隨翼王赴安慶安民，石達開回天京后，他又為胡以晃統轄，佐鎮廬州，再守和州。

1856年初，則被抽調隸屬秦日綱援鎮。很難斷定他是哪一個派系集團。

林啟榮久守九江，其統帥幾經變易，概由楊秀清決斷。韋俊是韋昌輝胞弟，都由主持西征軍務各帥指揮，不受韋昌輝節制。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中央集權是強化有效的，各方佐將乃至諸王無不服從楊秀清駕馭，而且律令苛嚴，言出法隨，連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也難幸免，就是洪氏兄弟、親貴都不能例外。

因此，推行天國各項政策，開展新的戰略行動，只聽東王號令，不敢違拗消極。

矛盾則出在中樞諸王之間，焦點是中央權力的分配。

楊秀清的擅權越軌，引起洪秀全與諸王結盟，結果是曠日持久的內訌。

之后，中樞權力沖突因諸王被誅或分裂得以解決，天王控制一切，但缺乏佐理人才，中央權力弱化，地方勢力坐大，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后期權力斗爭的主要熱點。

5、洪秀全何以成為「光桿司令」？

這一時期，中央除了天京守軍外，沒有直屬軍隊，各兵團名義上隸屬天國，實質上漸成各家統帥私兵。

天京長期被圍，人力物力和財源皆需仰賴地方籌措接濟，地方則可以自力更生，獨立生存發展，分別由各將帥割據管轄，而且得到洪秀全承認。

因此，李秀成寧愿在地方為統帥，也不想佐洪秀全主持軍政；三河大捷后，陳玉成繼李秀成之后東援兩浦，曾一度入京指揮全局軍事，不久，即馳赴皖北轉戰，也是不愿當掛名的掌率。

各戰場將帥橫向聯系，自行組合，形成地方勢力的多元化趨勢，與中央控制相互制衡，確保自已的既得利益，并力圖擴大勢力。

陳玉成、李秀成正是地方實力的兩個中心，正是他們的力量聯合，對各股地方勢力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

因為這些比較單薄的勢力都處在清軍威脅之下，只有依附陳玉成、李秀成，才能得到保障和支持。這樣，他們與陳玉成、李秀成之間的關系甚至比與中央的關系更加密切。

這種力量對比的格局打亂了天京事變以前的中央集權體制，天王的政令、軍令必須經陳玉成、李秀成等同意后才能貫徹下去。

傳統的一套權力結構和集權程序不再適應新的格局。曾國藩反應敏銳，指出： 「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

內訌的鮮血并沒有促成領袖們的悔悟，我們在后期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內耗，衰微的太平天國經不起內耗的不斷沖擊，很難邁向振興的目標。

直到太平天國滅亡，內部沖突從未停息，伴隨著天國衰落的歷史腳步滑向深淵。

6、太平天國的人心何以散掉？

天京事變造成天國將士觀念和心理上的變異是難以抹平的，這是太平天國的致命內傷。

原來，諸王是異姓兄弟，同屬上帝親子，奉洪秀全為主。楊秀清則成為天父化身，其神人對話的巫術也被宣傳為這位實權派的特異功能，是宗教神學的組成部分。

1848年以來，這一觀念影響著廣大將士的心理。

李秀成就驚嘆，不知天帝如何造化了東王其人！

為此，人們對遠離自己現實生活的諸王深感神秘，而且尤其感覺洪秀全、楊秀清與上帝一樣無處不在。

他們把希望、信賴和精神力量都寄托在這些神化了的領袖身上。

拜上帝教的重要功能正是建立和加強這種對領袖的膜拜。

然而，天父天兄與天王的微妙關系，孕育著一場不可避免的內部動亂。1852年9月，蕭朝貴在進攻長沙的戰斗中陣亡，天兄代言人從此銷聲匿跡。

建都天京以后，天父與天王及其他成員的矛盾在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上突現出來了，而且愈演愈烈。

洪秀全是天王，是太平天國君主，他以「真主下凡」、「奉天命以臨民」的身份，「其國璽即天璽」，為一國之主。作為東王的楊秀請，以軍師身份處于輔佐地位。

這是開國君主與軍師的關系，是洪楊之間的第一層關親。

天王與東王的君臣關系是明確的，上下尊卑的關系是清楚的。問題在于，東王具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天王是一國之君，但他是天父之子，教權干予王權，父子關系對君臣關系的干擾，產生了水火難容的沖突。

楊秀清以東王身份，見天王洪秀全，立在陛下，稱弟稱臣；楊秀清以天父身份召見洪秀全，洪得恭恭敬敬地跪在楊面前，聆聽福音、圣旨，形成喜劇式的矛盾。

如果說，金田起義時期，楊秀清假借天父傳言，集中于對敵斗爭，顧全大局，處處維護洪秀全的尊嚴和威望，支持洪秀全的所作所為；那麼，到了定都天京之后，情況有了變化。

昔日一無所有的草莽英雄，成了雄踞一方的統治者，他們在「無功不受祿，有功受到足」，「眼前受得苦中苦， 日后定為人上人」的思想指導下，滋長了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風氣；大興土木、建宮造殿，競相占有玉帛子女，「各偽王面盆溺器俱系赤金」。東王每出，儀仗隊「千數百人，如賽會狀」。

然而，天京事變使這些披著神的外衣的領袖，顯露出普通人的行狀，他們神的偽裝被相互撕破了。

為了爭奪權力，他們摧毀了兄弟、父子、君臣等神際和人際關系的倫理網絡， 自相殘害，甚至不惜誅戮廣大無辜將士。

諸王和廣大將士的鮮血，使幸存者幡然猛醒，對洪秀全竭力宣傳的拜上帝教產生厭倦和懷疑的社會心理，太平天國面臨著嚴重的信仰危機。

拜上帝教不得人心，洪秀全卻沒有新的精神武器付諸天國軍民，相反， 「一味固執，認實天情」

于是，宗教首領一元化與政治體制一元化同步推進，當然引起了實力派的強烈抵制，李秀成就厭惡拜上帝教，尤其反對把太平天國改為上帝天國，對借宗教強化皇權的把戲非常憤慨，不愿接受洪秀全的宗教觀念。

對拜上帝教的抵制，實質上就是對洪秀全強化皇權的斗爭，在神學領域里的反映，拜上帝教在后期已經基本喪失原有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功能，雖然軍民仍在奉行規定的宗教儀式，維持著宗教紀律，但已經不能主導大家的觀念。

相反，文武官員逐漸變換了觀念，對建設新的理想社會的追求不斷淡化，代之以對官爵、地位和享樂生活的追逐。

信仰和精神世界的蛻變與天國政局的敗壞、分裂趨勢的潛在強化互相影響，成為太平天國的三大毒瘤。天京事變正是毒瘤惡性發展的起點。

天京事變的悲劇預示著更大的悲劇，太平天國覆亡，正在醞釀，或者說，它是最后一幕悲劇的序幕。

（正文完）